镜和剑上铭文有何作用 五月丙午日是铸器最好日子

镜和剑上铭文有何作用

古代铸造镜和剑，上面经常刻有铭文。这些铭文内容丰富，展示着那个时代人的信仰和思想。汉代出土铜镜上的铭文，有的刻写着“与天无极，与地相长，欢乐未央，长毋相忘”，还有“大乐未央，长相思，愿毋相忘”，这是祈求长寿和友情的。还有“尚方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家保”，渴饮玉泉饥食枣，说的都是汉代安期生等神仙故事，这是反映那个时代神仙思想的。还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金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丹阳是汉代最好的铜的出产地，《神异经》曰：“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丹阳在汉豫章郡，出好铜。历史上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的发动者之一吴王刘濞（bì），据说当年就是因为“铸山以富，其国钱布天下”，才起了不臣之心。因此“铜出丹阳”强调的，是造镜用的是最好的材料。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刀剑铭。顾蔼吉撰《隶辨》载“元嘉刀铭”云：“元嘉四年五月丙午日，造此铜官刀，长四尺二寸，宜侯王，大吉羊。”1974年山东苍山出土一把东汉铁刀，刀上亦有错金铭文云：“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这些刀剑铭文中共同出现“五月丙午日”，很显然不是偶然的。

和丙午相关的镜铭也有很多。比如有一枚汉镜的铭带刻写着：“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广汉造作尚方明竟，幽湅三商周得无极，世得光明长乐未央。富且昌，宜侯王，师命长生如石，位至三公，寿如东王父西王母、仙人子立至公侯。”另一枚魏晋时期的铜镜刻写着：“永安四年太岁己巳五月十五日庚午，造作明镜，幽湅三商，上应列宿，下辟不祥，服者高官，位至三公，女宜夫人，子孙满堂。亦宜遮道，六畜潘伤，乐未。”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汉镜铭文为：“五月五丙午火燧可取天火除不祥兮。”还有一面在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广峰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这枚铜镜的后面用隶书体逆时针方向刻有如下铭文：

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做镜，吏人铭之，位至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可知这枚在日本出土的镜子，制作时间也是五月丙午。顺便说一下，这枚古镜也是中日学术界在古镜研究领域争论的一个焦点。它关系到日本的古镜是纯粹从中国输入，还是在日本本土也有铸造。现在一般认为这枚镜子可能还是日本人或渡海到日本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历史上曹魏明帝景初的年号只用了三年（237—239），并没有景初四年。这种常识性错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二是和“吏人铭之”相对举的“母人铭之”的“母人”，用后来写汉诗的日本人的话说，这种用法颇带“日本汉语”的味道，是日本人对中国话想当然的错用。因为迄今为止，尚无人在中国古典中找到“母人”的提法。

五月丙午日是铸器最好日子

在上述古刀剑与古镜的铭文中，月日上大量出现了“五月丙午”的字样，时辰上大量出现了“午时”的字样。问题是古人铸镜造剑的时间，为什么特别选择五月丙午午时呢？这与“五月丙午午时”这一时间在阴阳五行学说为背景的古代时间体系中的位置有关。

宝剑

五月正如《礼记·月令》“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所记载，是夏至之月，是天地间“阴阳争，死生分”的重大变化的月份。依照汉人的观念，五月于律为“蕤宾”。《玉烛宝典》引班固《白虎通》对此解释说：“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起，故宾敬之也。”也就是说，五月是阳气最盛的月份，也是阴阳消息变换的月份。许慎《说文解字》释“午”云：“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这一阴阳变化，现实的依据正是夏至。但是，古人相信阴阳五行之说，所以他们心目中的时间的转折点，是丙午日午时。五月五行属火，丙与午于方向并属南，于五行也并属火。在古人的观念中，五月丙午日午时，在月日时上都得一个“火”字。所以在丙午日午时，一年的阳气会达到极致。过了午时这一时辰，阴气就会起来，天地之间阴阳就已出现变化。也就是说，天地间的阴阳变化，是在五月丙午日的午时出现。按照汉人的看法，从阴阳角度而言，因为“阴阳同气相动”，即物物之间有感应的关系，纯阳之天时所铸之镜，会拥有太阳纯阳的力量，所以铜镜铭文中强调这些镜子可以驱除不祥。按照五行的角度，“以火胜金”可以“转祸为福”（《后汉书·郎传》）。能在五月丙午日午时获得天地纯阳之火铸器，所铸造的器物，当然具备特殊的“转祸为福”的力量。

在古代的铸镜铭文中，除了五月丙午日，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月丙午日”。比如有一条铭文写道：“建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丙午，三羊作明镜自有方，白同清明复多光，买者大利家富昌，十男五女为侯王，父妪相守寿命长，居世间乐未央，宜侯王乐未央。”还有一条铭文写道：“熹平二年正月丙午，吾造作尚方明镜兮，幽湅三商，州刻无极，世得光明，买者富贵，长宜子孙延年兮。”选择一年正月丙午的缘故，无非也是因为正月也被看成是阳盛之月，所以正月丙午日，也宜于铸器而已。

道理上说，五月丙午日是铸器最好的日子。但古代以干支纪日，六十干支一周回，一年至多有一个五月丙午，而且有的年份五月没有丙午，最多时连续六年没有丙午。但刀剑器物不时须作，所以古人不可能拘泥于只在每年的五月丙午日铸器。庞朴先生推测，很多铸器上尽管铭记“五月丙午”，但实际上有的根本就是吉利话，原器并不是丙午日所造。另一方面，到了汉末，中国古代的时间体系开始定型。端午节作为复合型节日，开始不断地吸纳进了中国古代时间体系中五月时间段的众多要素。五月丙午日铸器的传统，也就渐渐被纳入端午节俗之中。到后来五月丙午日午时铸器的习俗，时间上就演化成五月端午日午时。我们前引的《云笈七笺》和《镜龙记》的记载，就是这一转变的明证。

端午铸器，后来成了诗人墨客常用的典故。古代时到端午，朝廷多有宴赏。端午宴上，也是文人墨客施展才华的时候。宋代端午宴上，很多诗人写诗，就都使用端午铸镜的典故。洪迈《容斋随笔》讲到，端午的典故中，没有比屈原传说更好的。可是这个故事不够吉祥，不宜用来施诸祝颂，所以很多人更多使用的，还是扬州进水心镜的故事。他说道：“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词，多用其事。然遣词命意，工拙不同。”《容斋随笔》中列举了王禹玉、李邦直、赵彦若、许仲元、苏子由等诗人的作品，内容大概不外颂德称瑞之作。只有苏东坡作品不同：

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

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监兴亡。

这首诗和白居易的“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苏诗别具锦绣之心，诗含讽谏之意，所以洪迈称“其辉光气焰，可畏而仰也”。洪迈最后讲到，自己也曾就端午铸镜事撰写过一副对联，道是：“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这副对联，命意文采，俱有可观。但他自谦说，其与苏诗、白诗，“去之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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