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实_系晚清创造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和‘非洲中心论’差不多，都是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明确地歪曲事实。”8月28日，新锐历史学者刘仲敬携新书《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做客腾讯思享会，刘仲敬表示“四大文明古国”是晚清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体系，这个学说严重破坏了已知而无法推翻的考古学的知识。由于篇幅较长，分为四篇发布，以下为第一篇实录：

　　我们所知的“中国”是一个晚近的发明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由于发明的想象和真实相不同的缘故，所以今天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这个投影中包括一部分真实，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们构成等和体，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看到所谓的文化认知，还有必须认知和不知之间。

我之所以说依靠史料的历史靠不住的，是因为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须在一个特定体系中加以排列组合才显现出来一点，而排列和应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已经决定了它的依据。如果你肯跳出来，重新设计一个体系，原有的史料马上就显出完全不同的一面。一般的人不会考虑这些，因为终生都不会超出他所掌握的小碎片史料的范围。就像专门制作瓦片的人不会考虑建筑结构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瓦片和别人的砖石在不同的建筑师手里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绝对真实的面貌，其实真实的面貌不可控。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重构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制造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其中最微妙的东西，从佛经和量子力学原理来看，观察者本身影响到观察的对象。由于你的观察存在，使原来不确定的、存在着多个可能性的系统发生坍塌，而溃塌以后的系统将会退到事先未预料到的一个比较固定的状态。每一次接近历史节点时，认识历史的方式本身就可以决定历史本身。因此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反复循环中会形成类似科斯塔斯环的巨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节点逐步取消了。

梁启超总结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回顾华夏或者所谓中国存在的过程，必须上溯到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历史。汉语世界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大陆，也包括南洋60年代以后重新确定普通话教育，用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些人，他们的体系基本上是一个“累层”造成的结果。累层造成的结果最深一层的是晚清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体系，创造了我们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当时强势西方基本已经征服世界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印度、波兰、犹太或者其他古老文明之中，然后教育晚清刚刚接触新教的信徒们，告诉他们波兰、印度、犹太这些古老民族都已经灭亡，唯有大清没有灭亡。大清的原有地位跟印度比较相近，因为唯有我没有灭亡，所以我们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只有我们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本着这一精神产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这个说法在新学改革不到十年，由梁启超加以总结，于是产生了后来“中国”“新中国”这一系列概念研发体系。这套概念研发体系之上，然后才又产生“建设新中国”“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诸如此类叙事的体系，反帝教育还有中国和帝国主义、中国和思想体系的种种说法。即便说法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别，比如现在有人讨论抗战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东西，其实全部在这一个体系之内。如果打碎或者超越了原有的这个本身寿命还不到110年的体系，问题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四大文明古国”的体系抹杀了已知的事实

现在回到人类文明开始，为什么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国”这个体系?一方面跟“非洲中心论”差不多，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明确地歪曲事实。历史解释有层次性，所有事实可以做不同解释，而且完全可以有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但解释归解释，不能抹杀或者推翻已知的事实。而“非洲中心论”或“四大文明古国”的学说都是严重破坏了已知而无法推翻的考古学和探测学的知识。从现在发掘的材料基本上可以看出，没有“非洲中心论”或“四大文明古国”，多元文化一律平等。

文明明显有等差性，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东亚地区在蔓延过程中明显落在后方，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改变。最早的文明产生在现在的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随后蔓延到两河流域、埃及，接下来是印度和希腊，最后才进入到中国、非洲和美洲。论时间来说，中国明显比印度要晚，而印度河流域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在这个基本格局上，谈论“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标准，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东西可以算成文明的话，那完全有理由说中亚的一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沙漠)存在的文明比中国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

古代文明从山地向平原进行

如果抹去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可以看出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从两河流域越过东亚，从盆地渐渐向东面蔓延。这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带来许多核心技术，如战车和祭祀。殷商王国的战车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战车技术极其相似，这个王国在建立初期就是凭着战车技术威震周围各邦，而各邦似乎没有相应的技术。而到殷商王朝，至少周人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战车原理，打破了殷商的战车垄断。若按照技术扩展的一般规律来说，这些事实等于暗示着：要么殷商本身有西来的来源，要么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先于其他部族接触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四周的和更东方的文明群体占有极大的优势。这条线索的路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因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的里海、咸海这一系列都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中亚气侯没有像现在这么干旱，中国也不像现在这样。

第二条路线，我们知道的具体情况要少得多，但重要性更大。材料少得多的主要原因是这条线路所代表的文明线索可能是非国家化或者非组织化道路，最主要是缺乏大规模武士团体和有效的国家统治。这条线索始于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南部、缅甸、西南夷、红河谷流域和南亚延伸到长江两岸的山地。我们知道，现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带是当时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排水困难，洪水频繁。人类最早的居住地既不是高地，也不是低地，而是在相对半山坡的地方，这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也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开发。文明技术进一步提升，组织性大大提高以后，才走到低地，排干三角洲和沼地水，把这些地方变得肥沃。所以古代江南这些地方的文明线索基本上是从山地向平原进行。

　　古代南方经济生活优于中原 军事和政治方面落后

最早开发的稻谷来自印度，基本上是旱稻。而仅仅是稻谷，南方群体就比中原群体享有更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尤其是殷商时代，中原各个群体基本依赖于效率很低的植物，直到孔子时代才有了黍(一种接近小米的作物)。这种作物的生产效率很低，蛋白质含量也很低。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二十多倍。仅这一项，南方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要比中原富得多。但奇怪的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南方群体是落后的，从浙东地区出土的古迹可以看出玉器雕琢更精致，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玉器雕刻精细说明当地工匠非常发达，有文明生活的理想。但武士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不太多，尸首分离或者四肢不全的非常少。其邦国或者群落的规模不大，发生冲突的时候，顶多几人或者几十人死亡，缺乏长时性和大规模战争的人力和战资。

中原的物质生活不如南方，但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葬拥有大量戈矛，小的墓葬基本上除了极少数戈矛之外什么都没有。戈矛出土非常多，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这些尸体明显死于非命。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甚至不分性别。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当时是壮年女子，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明显死于暴力，在战争中被武器打死，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尸体只有少数是不全的，尸体骨骼上留下的伤痕非常少，好像都是自然死亡的。北方这些人无论男女显然是在激烈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武器打死。这个战斗激烈程度清晰可见：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死在战场上，根本没有像南方那样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就死在战场上。

高古时代南北方相平衡，南方物质生活上略占优势。殷商时代及其以后，渐渐变成北方占优势，其中起巨大作用的很明显是北方野蛮的战争伦理和集权产生的军事、祭祀、贵族传统。这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团体，使其能够攫取多得多的军事资源，足以使物质生活繁盛，但组织能力比较差，会对其他各方形成最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