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中的五大吝啬鬼_葛朗台夏洛克严监生

　　文学名著中的吝啬鬼形象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文学大家们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的吝啬鬼形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莫哀里笔下的阿巴贡、果戈里笔下的泼留希金、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还有中国清末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

　　1、葛朗台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时只选其《家庭的苦难》一章中的一部分，并且给选文定名为《守财奴》，“守财奴”，即看守财产的奴隶，人本应是财产的主人，是财富的支配者，可是葛朗台却成了守财奴，“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金钱已经使他异化。他为了财产竟逼走侄儿，折磨死妻子，剥夺独生女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不许女儿恋爱，断送她一生的幸福。作者通过葛朗台一生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贪婪和吝啬是相辅相成的，吝啬鬼们聚敛财富时都是贪婪，在使用财富时都是吝啬。象其他吝啬鬼一样，葛朗台既贪婪成癖，又吝啬成鬼。

但巴尔扎克毕竟是大手笔，他笔下的葛朗台作为吝啬鬼的典型性是“执着狂”，尤其是一个“狂”字，高度概括了葛朗台的个性特征。中学生欣赏这个人物形象时，只有抓住“狂”字这把钥匙，才能深刻领会其典型性。过了七十六岁的葛朗台老头在看到女儿把玩自己的定情之物金梳妆匣时，竟“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一个“纵”和一个“扑”字将老葛朗台贪婪到发狂的形象活化到纸上。当独生女声明匣子是情人寄存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扑过去想抢回时，老头竟“使劲一推，欧也妮便倒在母亲床上。”梳妆匣上镶嵌的金子异化了父女之情，使吝啬鬼发狂。但抢夺女儿的情物梳妆匣把太太气得晕死过去的现实使葛朗台从癫狂的漩涡中跳出，变得异常清醒，“孩子，咱们别为一个匣子生气啦，拿去吧”，老箍桶匠马上把匣子扔到床上，并且到自己的密室拿一把金路易来也摔在床上，声称是送给欧也妮的。葛朗台的“大方”，搞得太太和女儿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其中的隐秘只有吝啬鬼自己清楚。

电影《欧也妮·葛朗台》剧照

为一只梳妆匣气死了太太，女儿按律将继承家庭财产的一半，那等于要了葛朗台的命，狡诈的葛朗台知道以小失大划不来，便百般讨好自己的女儿，甚至常在她面前哆嗦，装模作样，以亲情为诱饵，骗女儿放弃对亡母财产的继承权，并且常利用女儿对情人的特有感情占便宜。这些都表现了吝啬鬼个性的另一个侧面——“狡诈”。但葛朗台毕竟是拜金狂。当他到弥留之际，生命力退守在眼睛里时，他能够睁开眼时，竟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金子，脸上的表情仿佛进了极乐世界。

当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为他做临终法事时，他竟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金十字架抓到手里，这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临终对女儿的遗言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一生疯狂地追求金钱，占有金钱，最后被金钱所累时仍竭力呼唤着金钱而走向坟墓，金钱已经使他异化成鬼，一个疯狂狡诈的吝啬鬼。

2、阿巴贡

阿巴贡是莫里哀喜剧《吝啬鬼》(又名《悭吝人》)中的主人公。他生性多疑，视钱如命，就连赠你一个早安也舍不得说，而说借你一个早安。 莫里哀擅长塑造概括性很强的艺术形象。阿巴贡几乎成了吝啬的代名词。莫里哀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但稍嫌单薄，近于批评家所说的"扁形人物"。莫里哀的喜剧大多遵循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冲突集中，结构严谨。莫里哀常用"闹剧"手法来营造喜剧气氛，增强喜剧的讽刺效果。

嗜钱如命，极端吝啬是阿巴贡形象的典型特征。他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是“一见人伸手，就浑身抽搐”，似乎被人挖掉了五脏六腑。为了不花一文钱，他要儿子娶一个有钱的寡妇;为了不用陪嫁，他要女儿嫁给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头;自己也打算娶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而分文不费。他不给儿子钱花，逼得儿子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为了省几个菜钱，他把吃素的斋期延长一倍，让厨师用八个人的饭菜招待十个客人。为了省一点马料，他半夜亲自去偷喂马的荞麦而遭到马夫的痛打。他总是为自己一万银币的安全担心，怀疑所有的人都想偷他。作者用了酣畅淋漓的艺术夸张手法突出了阿巴贡种种变态心理，绝妙而逼真地勾画了他极端吝啬的性格特点。

喜剧真实地描写了阿巴贡身上“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冲突。阿巴贡是要求享受的，他不仅需要马车夫、厨师、女仆，也要请客喝酒，而且年逾花甲，仍希图女色，看中了年轻美貌的玛丽亚娜。但是这一切享受都不能威胁到他的积累。所以，他让厨师兼做马车夫，在酒中掺水，一心要娶不用花钱的女人。因此，当他的儿子克雷央特以一万银币要挟他，让阿巴贡在要玛丽亚娜还是要一万银币之间进行选择时，阿巴贡宁可放弃玛丽亚娜。

喜剧尖锐地揭露与鞭笞了阿巴贡重利盘剥的贪婪本质，他放债手段狡黠，心肠狠毒。在法定利率为五厘的当时，他却把高利贷的利率提高到二分五厘，而且乘人之危，用一大堆破旧的家具与破铜烂铁来顶替三千法郎的现金。这些破旧东西显然是债户们被逼得倾家荡产时被阿巴贡攫为己有的。 喜剧的故事曲折，情节复杂，矛盾集中，结构巧妙，富有情趣。四幕七场阿巴贡的著名独白，是吝啬鬼的心理的绝妙写照。阿巴贡的形象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的典型。

3、泼留希金

果戈里(1809～1852)，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到了彼得堡，当过小公务员，薪俸微薄，生活拮据，这使他亲身体验了“小人物”的悲哀，也目睹了官僚们的荒淫无耻、贪赃枉法、腐败堕落。1931年辞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书中赞扬乌克兰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善良，揭露封建主义和金钱势力的罪恶。1835年，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彼得堡的故事》的出版给他带来声誉。《米尔戈罗德》收入四篇小说，其中《塔拉斯?布尔巴》是历史题村，塑造了哥萨克英雄布尔巴的形象，歌颂了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彼得堡的故事》取材当时现实生活，展示了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剧，尤以《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最为突出。《狂人日记》艺术构思独特，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人和狗的通讯、几篇日记，形式荒诞。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受阶级社会重重压迫，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外套》写地位卑微的小官吏唯一生存乐趣是渴望攒一点钱做一件外套。不料新外套刚上身便被人劫走。这件事反成笑料，主人公最后含恨死去。

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又译《巡按》)，它改变了当时俄国剧坛上充斥着从法国移植而来的思想浅薄、手法庸俗的闹剧的局面。《钦差大臣》描写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一筹莫展，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闹出许多笑话。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

1842年果戈里发表长篇小说《死魂灵》。描写“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乞乞科夫为了发财致富想出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在N市及其周围地主庄园贱价收购在农奴花名册上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渔利。作者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地主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画廊。通过对地主种种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已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客观上反映出它必然灭亡的规律，由于思想的局限。果戈里并未指出俄国的出路在哪里，但《死魂灵》以俄国“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里是第一人，所以《死魂灵》历来被认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果戈里后来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转而保护、赞美农奴制，曾受到别林斯基的严厉谴责。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终未成功。1852年他在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辞世。

《死魂灵》写于19世纪中期。当时俄国正处在尼古拉沙皇专制时代，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新兴的资本主义开始有所发展。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加上天灾和时疫的流行，农奴大批死亡。腐朽的官僚机构在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以前，不让把死魂灵的名字从农奴册上注销，地主仍需给已死的农奴缴纳人头税。果戈里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泼留希金。作者采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刻画泼留希金的形象。

通过肖像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果戈里塑造的泼留希金形象，惟妙惟肖。比如，写他的装束，“决不定这人的男是女来”，身上挂着一长串钥匙，“过分的给与农人的痛骂”。“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非常龌龊”，“上面不露出一些棉花团”。凸出的下巴，瘦削的面容，像个乞丐。果戈里廖廖几笔，就把一个贪婪、吝啬的地主典型活画在读者的面前。果戈里的刻画人物时，善于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给读者造成鲜明的印象，从而达到讽刺和鞭挞反面人物的目的。比如，泼留希金非男非女的装束，像“刷马的铁丝刷”的胡子;他走过的“道路就用不着打扫”等，都是在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形象。通过环境描写来展现时代的风貌，间接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对泼留希金的庄园，果戈里采用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方法描绘了庄园的外貌、庭院的布局和室内的陈设。“这房屋就更显得寒碜”，“墙壁和门上，满生着青苔”，屋内“桌子上面，竟搁着破了的椅子”，“旁边是一口集摆的钟”，“蜘蛛已经在这里结了网”，写字桌上放着“一个不过胡桃大小的挤过汁的二柠檬”，一个“内浮三个苍蝇”的酒杯，“一把发黄的牙刷”。墙壁上“乱到毫无意思的挂着许多画”，烛台上“灰尘蒙得很厚，至于仿佛是蚕茧”，屋子的一角“躺着一堆旧东西”，“上面积着极厚的灰埃”……通过这些描写，使读者看到了主人公的生活环境，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

果戈里还善于把叙述、描写和议论结合起来，对农奴主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小说前半部分写乞乞科夫看到的泼留希金的庄园，侧重于描写。后半部分侧重于叙述，在叙述之中，既有描写，也有议论。泼留希金“也曾为体面的失、体面的父”，主妇亡故后，“泼留希金就像一切鳏夫一样，急躁，吝啬，猜疑了起来”。他的吝啬，“也日见其分明”。“孤独的生活，又给贪婪新添了许多油”，对人的情感，“更日见其浅薄，微弱”，“对于跑来想从他的农产物里买些什么的买主”，“更难商量”了。从此，泼留希金这个悭吝鬼，“干草和谷子腐料了，粮堆和草堆都变成真正的肥堆”，“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收进仓库，“在那里面霉烂，变灰”。泼留希金又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者，泼留希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一部分中，关于“人类情感”议论，关于“是一个鬼，不是人”的论文，作者都以饱含辛辣讽刺和无情嘲笑的犀利语言，对农奴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4、夏洛克

《威尼斯商人》是中国舞台上影响力最大的莎翁作品，他笔下的商人夏洛克一直以来被界定为贪婪、残忍，他的形象就是一个站在正义对立面的小丑，吝啬、自私、心胸狭隘、惟利是图、贪婪、老于世故、能言善变，他在法庭上的失败让人拍手称快。

在夏洛克的性格中确实存在着复杂性。在他身上，引起人们憎恶和引起人们怜悯的截然相反、互相对立的性格因素是那样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共同形成了这一形象的有机整体。使他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不朽典型和莎评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而这也正是作者对欧洲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在基督教经典《新约全书》的“四福音书里，都把杀害耶稣的罪责推到犹太人头上，而替罗马总督彼拉多开脱罪责。这种宗教神话从虚构到写定，始终体现了基督教排斥异端的一个重要方面——排犹主义。这一宗教经典，后来成为基督教世界迫害犹太人的神圣依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给资本主义分类的时候，特别替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立了一个专名，叫做“社会遗弃者型资本主义”[9]。这一理论概括十分鲜明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排犹主义。从公元四世纪以后，欧洲逐步基督教化并实行政教合一，犹太民族在生活中开始了苦难的历程，在文学中则毫无例外地充当起反角、丑角。

自从欧洲中世纪有了通俗的宗教剧以来，出现在舞台上的犹太人总是定了型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是灭绝人性的。一句话，他们的任务是为观众提供嘲笑、唾骂的活靶子。而到《威尼斯商人》里，这个犹太人虽然仍作为敲骨吸髓的贪婪的高利贷者出现，然而他的身上却带上了不可忽视的人情味，使得这一形象不仅因其性格上的缺陷惹人厌恶，也因其在基督教世界中受排斥、受迫害命运引人同情。后代的文学家们越来越关犹太民族的命运，如欧洲历史小说之父司特在他的代表作《艾凡赫》中，就曾以人道主义的笔触，描绘了艾萨克和蕊贝卡这一对犹太父女的形象，而莎士比亚大约是最早在文学领域里流露这种情绪的作家之一。夏洛克性格中的矛盾反映了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主体意识中的双重矛盾。莎士比亚既是生活在基督教世界里的基督徒，又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具备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剧作家。从前者的立场出发，他否定夏洛克，给他的性格涂抹了许多灰暗的底色;从后者出发，他同情夏洛克，因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都是人。剧作家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思想支配之下，才塑造出夏洛克这个既卑屈——因而值得同情、又凶狠——因而令人厌恶的复杂性格。

《威尼斯商人》剧照

5、严监生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追求功名富贵、利欲熏心、虚伪自私的读书人的群丑形象，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鲁迅)

严监生名严大育，字致和，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虽则胆小，但并非善良之辈。他妻子病卧在床，生命垂危，侧室赵氏假意殷勤，骗取正妻王氏答应把她扶为正房，王氏刚一吐话，严监生“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只这一件事，就把严监生外柔内奸、心狠情薄的性格本质揭示出来了。从整个一回看，严监生替哥哥还钱，贿赂王德王仁，与赵氏完婚，为王氏办丧事等等，一年之内，着实花了不少钱，单发丧就用去四五千两银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大方。

正相反，严监生是个典型的悭吝鬼，他花费的银子，实在都出于不得已，有两个细节可以使读者体悟到严监生性格深处的苛刻贪吝：其一，当王氏死后，赵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严监生听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露。其二，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这细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著名的一例，它对那些悭吝乡绅的揭露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严监生的性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

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严监生性格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中有悭吝的一面，也有卑微可怜的一面，还有不乏人情的一面。他以金钱作为护身符，来消灾弭难，苟且偷安。正妻王氏病后，他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王氏死后，他深情悼念，“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这不是“做戏”的眼泪，诚如闲斋老人的评语：“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这里写出了他具有人情的一面。由于他没有家族优势，至死也怕严老大，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

至于对财产的聚敛，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剥削来占有;二是靠惨淡经营，精打细算，甚至靠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他爱财、聚财，但有时不乏慷慨。这是与他没有家族优势，没有功名地位的处境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并不甘心屈从别人，这种心态在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中充分地揭示出来了，他说：“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样，终日受大房的气。”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钱之外，还得有功名权势，只有如此，才可以活得威风凛凛。临终前的一席话，可谓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总之，他是一个在统治阶级中被人捉弄的人物，他有吝啬、薄情的一面，又不乏人情味。对严监生这个人物的畸形灵魂多层面发掘，有利于全面领会作者深邃的用心和婉转多姿的笔力。